“中国有9000多万的乡村儿童，决定他们未来的是300多万的乡村教师。看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并不是看它发达地区的教育水平多好，而是要关注它落后地区的教育水平。”

7月12日，“2017新乡村校长论坛”上，马云公益基金会创始人、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的话发人深省。

众所周知，乡村教育一直是教育领域改革难啃的“硬骨头”，涉及到教育资源配置、城乡经济差距、人口流动等多方面因素。乡村教育的问题表现集中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数量上乡村学校减少、生源缩水，质量上乡村学校条件艰苦，寄宿学校普遍，教师流失严重，乡村教育质量未见明显提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会上指出，目前有三类特别值得关注的学校：城镇大班额学校、乡村寄宿制学校、农村小规模学校。

城镇学校大班化严重，孩子如何享受优质教育？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加上十余年的“撤点并校”政策，乡村学校数量锐减，越来越多的乡村学生被“逼”到城镇入学。由此导致了城镇教育的“大班化”和乡村教育的“空心化”。

教育部将班额的大小划分为六个等级：25人及以下为小班额，26-35人为偏小班额，36-45人为正常班额，46-55人为偏大班额，56-65人为大班额，66人以上为超大班额。但在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小学班额可以达到120人以上，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仅教学质量受影响，学生的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

2017年教育蓝皮书显示，全国小学平均班额为38人，初中平均班额为48人，高中平均班额为54人，但县级城镇学校的大班额问题依然突出，以河南省周口市某县两所小学为例，其城市小学平均班额103人/班，是乡村小学平均班额（26人/班）的4倍。

今年3月份发生在河南濮阳县第三实验小学的踩踏事故就突出反映了县级学校的大班额问题，该校事发班级班额多在80人以上，全校1704名学生仅有39个厕所蹲位，最终酿成集体上厕所时发生踩踏的悲剧。

教育部日前印发的《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18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到2020年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

杨东平认为，要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好乡村学校，通过反哺，吸引随迁子女回到乡村就学。

寄宿制学校6成以上儿童出现抑郁，如何关注留守儿童身心？

撤点并校政策自2001年开始实施，初衷是为了适应适龄儿童减少的问题，同时整合教育资源，避免“村村教学”导致的教育资源浪费。但在实施过程中，一些地方撤并程序随意，大规模撤点并校后，农村学生就学距离变远，低龄儿童寄宿问题日益突出。

2011年11月，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发生校车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达21人，引发了公众对校车安全的关注。2012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杨东平指出，校车安全事故不仅仅是安全问题，而是农村孩子家校距离之大的问题，农村学生就学距离变远已经变成全国性的问题。

由于上学距离变远、乡村青年劳动力涌入城市，越来越多的乡村学校成为寄宿制学校，尽管教育部规定三年级以下不能寄宿，但事实上低年级寄宿现象在乡村十分普遍。乡村寄宿学校在建设过程中缺少系统规划，校舍条件较差，寄宿学生低龄化，生活自理能力低。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53.3%的留守儿童居住在8人以上的房间，18.9%的留守儿童表示不能保证一人一床。

寄宿制学校不仅要考虑学生的安全问题，还需要考虑学生的心理健康。歌路营调研发现，在心理方面，65.7%的寄宿学生抑郁情况比较严重，是全国城市平均水平的近两倍。

杨东平指出，对于留守儿童而言，最重要的是陪伴，是情感、道德、心理方面的支持，一个好的乡村学校应该往“家+校”的方向发展，动员社区力量，让乡村学校成为一个乡村的文化中心。

图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

缺人、缺钱、环境差，乡村教育“麻雀学校”的困顿怎么解？

在城镇学校大班额问题的另一边是乡村学校的“空心化”。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在全国12个省份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全国有无人校点9667个，不足10人的乡村校点达3.39万个。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5》显示，义务教育城镇化率从2009年的51.04%快速攀升到2014年的72.55%，增长21.5个百分点。乡村学校数量减少、乡村学生外流已经成为影响乡村教育的发展阻碍因素，不少地方出现了规模小、条件差的“麻雀学校”。

杨东平认为，农村小规模学校是教育的最底层，是最弱势的阶层，农村小规模学校的难处在于教育资源的配置，由于学校规模太小，难以吸引教育资源的投入。杨东平还指出，虽然教育部对小规模学校开出了解决药方，对不足100人的小规模学校按100人规模划拨教育经费，但小规模学校仅作为教学点存在，教育经费下拨时由中心学校管理，中心学校采取“集中记账、分校核算”的方式，截留经费的现象时有发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在2016年两会时提出，应剥离中心学校对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人事和财务控制权，仅保留教育教学业务指导权，并提高农村小规模学校经费标准，以解决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办学难问题。

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乡村学校的命运与乡村经济发展绑在一起，人口流出、城乡差距、教育资源不平衡等现实条件让乡村教育陷入瓶颈，解决乡村教育问题仍然是个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国策说工作室 何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