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哪些缺陷？为应对养老金缺口，是否需要采取延长退休年龄等措施？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等渠道如何形成有益补充？

郭平：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还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在制度设计上的碎片化倾向并没有完全克服。不仅表现在巨大的城乡差异，同时，生活在城市里不同职业背景的老年人，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企业职工，以及从未正式就业的老年人，所享受的养老待遇差距较大。目前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养老保险改革仍处于推进初期，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完善的目标应是通用化，参保缴费、纳税额与养老金待遇基本成正比。

长期来看，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是必然趋势，但目前推行的主要顾虑在于就业压力。目前个别城市试行的弹性退休年龄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代表了制度层面的一种探索。退休年龄的划定，要考虑到不同职业、不同岗位对从业人员的需求，以及员工本身的退休意愿等等。

目前来看，企业年金的推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状况，有部分企业做得比较好。企业年金可以让为企业长期服务的职工分享企业的发展收益。而商业养老保险，现在已经退休的老年人很少能够享受到，这是因为保险业的发展相对滞后，来不及大幅覆盖当前的老年人群体。今后在养老观念上要推广“终身准备”的理念，让人们从就业或从事有收入劳动开始就能够理性地安排个人的财务配置，为养老做准备。

杜鹏：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社会保障体系应该对未来全国退休人员的数量以及领取退休金的总量进行估算，进行统筹安排，实现保值增值。以北京为例，目前有260万老年人，在未来30年会增加到500万人以上。目前政府在掌握资金和土地资源的前提下，应该提前规划养老机构、设施的兴建，这样会比到老龄化高峰再投资，更能节约成本、考虑得也更为周全。以此类推，医疗、护理资源的储备都应该早做打算，如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

对于养老金来说，人们往往关注缴纳的人数和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之比。但这只是人数上的考虑，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缴纳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将会为养老制度提供更好资金保障。在计算人口红利时，我们把15-64岁都算作劳动力，但实际上人力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我国平均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只有53岁，如果我们实际退休年龄能推到60岁，将会释放出更大的人力潜力。

与此同时，日益增多的老年人不应该被看作是社会的负担。老年人本身也是很重要的资源，老年人可以参与很多非经济形式的团工作，比如志愿服务、社区服务、在家庭中照顾小孩儿等等。随着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的提高，今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都会“老有所为”。所以，整个社会需要转变观念，尊重、重视老年人的价值。

养老模式中的多方角色

《21世纪》：近年来，居家养老成为政府主推的养老模式，推行的主要考虑有哪些？政府、养老机构和家庭在老龄化社会中如何分工协作？

郭平：在目前阶段，政府对养老服务大包大揽是不可行的，一方面是财政负担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效率也不高。基于这些考虑，现在政府提倡居家养老——以家庭和社区服务为基本依托的养老模式。

同时，政府也需要引导社会投资进入养老服务领域，推进市场资源配置要素向养老服务领域倾斜。现在一些民营养老机构，面临资金、准入、专业服务性等各方面的制约，经营较为困难，政府应给予一些优惠政策进行扶植。政府要尽快制定养老服务的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对社会化养老机构进行评估监管。

杜鹏：从政府监管的角度，应在所有养老机构里面建立老年人登记制度，包括入住老年人的个人信息、身体状况、需要护理的等级、收费情况等等。建立一个联网的数据库，由政府部门监管。同时，入住老人可以对所在的养老机构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可以向社会发布。这样的数据库既可以规范服务，又加强了政府的监管，还能促进民营养老机构提高服务质量。目前公立的养老机构有政府的支持、资助，收费也相对低廉，经常一床难求。而民营养老机构的经营成本高、收费高、服务良莠不齐。有了这样的数据库，政府在鼓励扶持的时候就可以有针对性，根据各个机构收纳的老人数量、护理等级等对其进行资助，而不以公立、私立为分水岭。有了这样的体系，民间资本对养老事业的参与积极性也会提高。

《21世纪》：目前近一半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农村空巢老人、随子女进入城市的农村老人，他们的养老、医疗等问题如何解决？

杜鹏：农村面临的老龄问题比城市更严重。年轻人向城市迁移之后，老年人成为农村生产和生活的主体。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障的投入，缩小城乡差距。同时，农村老

年人面临的公共服务的不足比城市严重。城市的社区服务目前有了很大的发展，老年人需要的商品和服务都能够比较方便地获得。但在农村，即便子女给老人寄回钱来，雇佣保姆、就餐、看病等方面都和城市有较大差距。所以应该将城市发展成熟的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因地制宜地推广到农村，加强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功能，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

郭平：城乡老年人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差距确实非常大。从2009年开始推出“新农保”试点，在试点地区60周岁以上的农村老人，现在能享受到每月55元的养老金，虽然金额不高，但是对农村老年人来说，仍是保障他们权利和尊严的一种体现。

对于农村老人来说，温饱问题还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他们的健康（包括心理健康）和医疗保障卫生服务状况。从2004年开始的新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迄今为止对60岁以上老年人覆盖率接近100%。除了保险制度以外，农村在保障体系下还有一些救助，比如对贫困老人的生活救助和大病救助，也对社会保险系统形成补充，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

近年来我们做的研究表明，从主观福利的角度，农村老年人对公共服务设施，包括水电、交通、老年活动场所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未来政府应继续着力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老龄化对经济转型的影响

《21世纪》：为应对老龄化时代的到来，生育政策应如何调整？

郭平：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生育意愿也自然会倾向晚育、少生。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尽管没有严格生育政策的限制，也出现总和生育率超低的情况。从人口规划的角度来看，未来维持较低的生育水平、控制人口的规模还是必要的。但是，低生育水平并不意味着“一胎化”。

为适应老龄化时代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应大力提倡和推进“优生优育”。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才能保持人力资本的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

杜鹏：我不太赞成把生育政策和养老问题联系在一起。老龄化的到来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变迁的必然趋势。生两个孩子不是为了将来仍然靠家庭或子女这样的传统方式解决老龄问题。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共同解决养老问题。

《21世纪》：老龄化将对中国的经济转型产生怎样的影响？人口战略和经济战略如何相互协调，以应对“未富先老”？

郭平：老龄化对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出了很多新的需求。为满足老年人的产品、服务需求，有必要大力发展老龄产业。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老龄产业也叫“银发产业”，包括老年适用产品、护理照料服务、健康保健、生活环境和设施，也包括旅游、金融服务等等，是一个产品和服务非常细化的市场领域。老龄产业的发展将产生新的就业机会和服务创新。根据推算，对失能和部分失能的老人的照料护理，将会产生两三百万人的就业机会。这就要求政府在人才培养、服务业转型创新等方面及早动手安排。

杜鹏：经济转型要顺应人口结构的变迁，同时可以在一些领域进行引导和干预，比如老龄产业的发展。老龄化为我们带来了庞大的消费群体，如能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对服务和产品进行创新，老龄产业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广阔的。像老年手机和“夕阳红旅游”，就是针对老年人量身定做的产品。通过这样的方式，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就可以释放出来。

“未富先老”并不会使中国经济停滞不前。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将会进一步显现。如果我国能够利用目前的人口红利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的竞争力仍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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