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常数出生率下中国未来人口结构。

图2：中国分年龄段人均消费水平。

储备养老资产 完善养老保障

杨燕绥 胡乃军

与欧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不同，我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型国家，庞大的老龄人口是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之一。2012年，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研究延迟退休年龄的问题，引发各方热议。

如何应对“银发浪潮”?如何规划未来的老年生活?清华大学养老金工作室对这一课题开展了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而1929年始创于上海、现今中国保险市场上经营时间最长和品牌历史最悠久的中资寿险公司——太平人寿，在以商业养老保险弥补社会养老缺陷方面，也做出了有益实践。在此对他们的分析和探索做一些介绍，供相关各方参考。

——编 者

正视“养老危机”

到2035年，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

中国正快速进入深度老龄社会。

国际社会以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界定老龄社会的进程：进入老龄社会的标准为7%,深度老龄社会的标准为14%，超级老龄社会的标准为20%。据此标准，中国在2000年前后就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2025年将进入深度老龄社会，2035年之前将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老龄化进程迅速超过美国，逐渐超过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并接近德国、日本。中国的“养老危机”正逐步显现：

——危机一：老年赡养负担大。如图1所示：2012年我国劳动人口(15—64岁)已开始下降，老龄人口(65岁以上)加速上升，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减去在校生、失业人口、未达纳税起征额的低收入人口和64岁前退休的人口，到2035年，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内部赡养比为3∶1，而江苏、浙江等较发达省份，实际赡养比不到2∶1，这意味着中国已经部分地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危机二：出生人口减少。1980年—2009年间，中国少生育4亿多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下降到12‰左右。如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调整，未来在老龄人口峰值期，劳动人口将陷入“背两个孩子、养一个老人和扶一个贫困者”的境地，且“用工荒”愈演愈烈，高昂的老年护理和医疗费用将成为老年人背负的两座大山。

——危机三：低收入人群比重过大。国家统计局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总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已达22.83万元;户均储蓄存款为5.12万元，占人民币金融资产中69.4%;基尼系数约为0.48——在贫困人群比重大、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缺乏增值渠道、养老资产不足等条件下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等待供养的不仅有老人，还有很多穷人。

——危机四：失业人口占比大。到2030年，中国还将有9亿劳动人口，如果届时真实失业率为5%，则实际就业人口即减少4500万，随之老年赡养能力下降。

——危机五：退休年龄偏低。西方国家的退休年龄普遍在65岁—67岁，中国法定退休年龄为45岁(艰苦岗位)、50岁—55岁(女性)、60岁(男性)，实际退休的平均年龄为55岁，法定退休年龄过早，再加上提前退休问题，使老年赡养比降至不足2∶1，应该考虑“小步走”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国内外经验表明，老龄社会发展战略必须让老年人拥有资产和购买力，让青年人拥有人力资本和生产力。只要老年人埋单，企业就有订单，青年人就有就业岗位。这需要在改革中向老年人口要红利。

如图2数据显示，由于我国教育成本和结婚购房消费高，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趋低，与老年社会发展对“老龄人口红利”的要求相距甚远。

顺利实现劳动力人口红利与老年人口红利的对接，一方面，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居民收入、完善养老金结构、培育养老资产，在“十二五”期间改变“未富先老”的局面，在“十三五”期间进入“即老即富”的全面小康社会。与此同时，要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确保在2030年我国进入“超级老龄社会”时，人口结构开始趋于合理。

【出处：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