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人口老龄化浪潮来袭已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话题。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养老院看望慰问老年群众时强调，要推动养老事业多元化、多样化发展；养老服务机构应加强管理，增强安全意识，提高服务质量。

有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4亿，占总人口的14.3%；2013年底将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4.8%；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三分之一。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家庭规模逐步缩小、接受高等教育老人占比增加，老有所养的问题将日渐突出。这一方面表现在对专业化养老服务需求总量的扩容；另一方面则是对个性化、精神层面的养老要求提高。

遗憾的是，中国养老市场相应的供给却未能同步成长，目前全国各种类型的老年福利机构对应床位仅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0.9%，这一数据不仅大幅低于发达国家5%-7%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2%-3%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养老问题已纳入高层视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给中国未来养老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政策基调。

事实上，当前制约中国养老市场发展的主要症结在于结构性失衡矛盾突出。财政全方位补贴的公办养老机构虽然性价比较高，但床位资源稀缺，难以实现全民共享。而市场化的民办养老机构却在收费、服务与地段等核心要件方面难以获得多数老人认同。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的一项调查显示，去养老机构养老，83.1%的北京城镇老人月承受额在3000元以下，但是目前城区养老机构月均收费均已超过这个价格。而与此同时，投资回报率偏低、运作风险高、政府配套不完善等问题也制约了社会资本投资养老机构的积极性。

追根溯源，导致养老市场发展滞后、分化明显的原因在于资源要素未能实现充分流动与公平配置。不可否认，近年来一些地方已开始重视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扶持工作。例如北京出台规定，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将同公办养老机构一并由政府部门划拨土地，不需要缴纳土地出让金。同时，北京市民政局还提高了对民办养老机构的床位补贴标准。安徽省则决定建立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制度，减轻养老机构保费负担。从市场绩效看，这些地方性政策可以局部改善民办养老机构的经营环境，但囿于系统性顶层制度设计缺位、地方财政资源有限，多数扶持政策还止步于“救急”的功能层面，推动中国养老事业多元化发展还需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改革。

从国外经验观察，完全依靠政府财力实现全民养老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政府部门在做好行业监管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向专业社会机构购买服务的方式可以有效解决养老市场供求对接问题。诸如英国政府在社区养老中采取了契约制度，将养老职能外包给社会机构完成，由后者根据老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实际需求提供社区活动中心、暂托处、老人公寓、居家服务等细分服务，政府则根据其运作实际绩效予以相应付费。美国的做法颇为类似，该国法律简化了非营利性组织的注册手续，培育其进入公共领域的渠道和机制；同时政府加大制度化监督，并建立税收优惠和融资等激励机制，培育民办养老机构快速成长。

以此观之，有限的公共资源不应直接参与到养老机构构建之中，这种做法容易引发资源配置不公矛盾。政府部门当高屋建瓴地激发社会内在动力全方位参与养老服务，让所有养老机构卸下迥异的身份标签、完全回归到市场层面运作，是为中国养老市场可行的改革方向。具体而言，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养老产业的政策精神，政府部门当尽早着手明确各级地方养老产业发展规划、服务收费标准和奖惩机制；积极培育面向全社会的专项养老建设基金，为养老机构提供公平的启动经费、人才统一输送以及融资担保服务；通过简化审批程序、提高税收优惠等方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流向养老服务产业。

社会养老服务水平关乎每个人的晚年生活品质，传统行政配置资源的模式已不合时宜，只有尽快唤醒活跃的市场因子参与其中，才可能为养老市场添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