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尤其对我们国家来讲，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 老龄化问题就先来了。 在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 既要发展又要解决好养老问题， 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 不能因为养老耽误了发展，也不能只考虑发展而耽误了养老。

这样的课题，在其他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可以说遇到也可以说没遇到， 因为这些国家也在经历老龄化， 但人口没有中国这么多。 在13亿人口大国里，出现未富先老的情况，可能在人类发展史上还是头一次遇到。放眼全球，放眼人类历史，只能靠我们自己探索，没有现成的答案。

国际上很多养老模式都可以学习借鉴，但很难照搬， 最终只能靠我们摸索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这就是混合型。混合型养老保障体系反映的是一种结构性改革， 这个结构性改革涉及到个人、 家庭、 企业、市场、政府。过去我们忽略了商业养老保险，这是一种市场机制。以前人们觉得养老更多地靠政府机制，今天可能更多是要发挥市场作用。

从历史角度来看，传统是家庭养老，然后变成市场养老，到市场去找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再后来发展到政府财政拿钱，补贴养老金。现在看来，单纯强调个人、家庭、企业、市场或政府任何一个方面，都已经不现实了。各方应承担相应责任，形成一种新型养老模式，我认为这是一种发展趋势。传统上人们经常讲楚河汉界、泾渭分明，这种分析框架在现代已经行不通了。

讨论混合型养老保障体系，首先是思维方式的一种变革。思维方式不变，就没办法建起真正的养老模式，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风险时代，个人、家庭、企业、市场以及政府，面临的风险在不断扩大。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怎么去应对养老风险？

过去认为养老完全是个人、家庭的事，所以政府不管。后来认为这种风险是一种公共风险，政府应该承担更多责任，于是出现北欧国家福利保障模式。现在发现这种更多由政府承担养老责任的模式也有问题。所以，开始更多考虑市场的作用。公共风险完全要政府去承担，当政府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就要建立一种新机制，去化解这种公共风险。比如建立社会保险，在当时,社会养老保险就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通过建立这种机制相应降低整个公共风险。现在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我认为实际也是降低公共风险的有效办法。在计划经济年代，由政府来扛公共风险，后来发现不行，引进市场机制分担公共风险，公共风险急剧下降，吃饭穿衣的问题解决了。

从这一角度来说，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 通过新的机制化解公共风险，不至于使整个社会共同体面临危机。

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是单靠政府扛养老风险已经扛不下去的情况下，必须要走的一条路。我们别无选择，不然就会出现严重的养老危机。日本就是前车之鉴。 日本的财政里，1/3的支出用于养老， 税收收不抵支，只好借钱，债务在世界上最高。对此，日本人也很担忧。因为债务高台一旦崩溃，就意味着整个国家面临灾难。

所以，我认为公共财政对养老保障体系应该有一个战略规划， 具体要承担多大责任， 应进行整体衡量。 对于个体来说， 都希望政府承担的责任越多越好，最好不要实行社会保险模式，也不用个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而是像北欧国家那样，从摇篮到坟墓国家统统包起来。但这是不现实的，做不到。这就要让市场化解这种风险，让个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刚才谈及养老风险，实际上，我们的财政也面临一个风险问题。 去年年底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2016年依然减税， 财政势必承受更大压力。 依靠赤字债务能不能维持财政的未来可持续性？这就是财政风险问题。

从风险的角度来看，涉及财政风险、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还有整个社会面临的公共风险，家庭、个人的风险。在这些风险之间怎么权衡？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也是当前结构性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结构性改革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风险就有可能转化，转化过程中放大、叠加，后果很可怕。

因此，现在简单讲是让政府承担更多责任，还是让企业、家庭、个人承担更多责任，泛泛而谈没有什么意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风险的权衡，整个社会风险的权衡，个体风险和公共风险、财政风险、经济风险、养老风险怎么权衡，最佳的度在哪里？不同条件下，我认为是不一样的。

本文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刘尚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