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初期，德国在全球化、老龄化和两德统一压力下，在福利制度举步维艰，经济低迷，失业高涨之时，政治家如施罗德等为改革不恋官栈，义无反顾，不惜提前退出政治舞台，仍力推改革。广大德国百姓尽管忍受福利上涨停滞的切身之痛，但仍理性面对改革压力，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支持福利制度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先行一步，赢得了全局。此次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社会在一片哀鸿的欧洲诸国中脱颖而出，正是对“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者”的最好诠释，也是对德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最好褒奖。

德国对社保制度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

二战后，德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通货稳定，失业率很低，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由此不断扩展的社会保障分支等形成了一张堪称包罗万象的社会保障网。各种社会保险和社会津贴名目繁多、开支巨大。

随着石油危机爆发，经济增速下滑，失业上升，尤其是全球化、老龄化以及两德统一所带来的社会保障体制转制所带来的冲击等，使原来建立在经济高速发展，以现收现付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福利模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集中表现为刚性且不断持续上涨的社会福利待遇和过度的劳动力市场保护，造成了社会保障缴费率和税率的不断调高，从而推高了生产成本，阻遏了投资，使经济长期低迷，失业率不断攀升，一度近10%。总数达400多万人。

为了应对由此带来的挑战和危机,从科尔政府执政后期开始,此后的施罗德、默克尔政府均进行了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其中尤以施罗德政府时期的改革举措力度最大，成效最为显著，为德国此后能从容地应对危机赢得了时间优势和战略主动。当然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德国社会也经历了激烈的争辩、反复的博弈、广泛的社会酝酿，最终还是达成了默契。

德国社保制度改革的具体内容

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面，针对改革前法定养老保险入不敷出，养老保险缴费率不断上升的困境， 德国政府作出了将法定退休年龄逐步由65岁延后至67岁的决定，此举被视为是应对德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挑战，可减轻现收现付制度下的资金缺口和支付压力的最重要的改革举措;在养老金给付的计算上则引进人口因子，实际降低养老金的发放标准，通过变相降低每月发放金额以换取延长发放年份;鼓励和积极推进企业补充和私人养老金的建立，以减轻法定养老金的负担，从而控制缴费率的上涨。

在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方面，针对法定医疗保险支出费用急速上升，缴费率不断攀高这一突出问题，施罗德和默克尔政府连续接力，推出了以加强法定和私人医保机构间、以及医疗服务机构间竞争为核心的改革举措，以期达到稳定缴费率、遏制费用飞涨的目的;此外，还通过实施扩大覆盖面以达到全民医疗保险，扩大团结互助性的目的。

推进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改革，以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具体举措有：一、改革联邦劳动局，去官僚化，更名为联邦就业服务局，其职能也从原先更多具有管理性质的行政管理机构转化为职业中介和服务机构;二、合并失业救助和社会救济，缩短失业金领取时间，同时对不积极寻找工作或接受改行培训后不积极就业的加以惩治，籍此降低失业者的道德风险，激励失业者努力寻找工作重新就业;三、在职业培训和介绍机构间引入竞争，政府凭各机构职业介绍和培训的成功率来支付劳务费用，以此提高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机构的服务效率;四、激励多种形式的灵活就业。具体形式包括鼓励失业者自主创业，对临时性、工作量相对较小，收入总量较低的工作，通过放宽解雇保护制度，使企业雇主减轻了一旦雇佣很难解雇的后顾之忧，提高雇工的雇佣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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