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之所以长期被热议，是因为一旦实施，无数人生将会发生改变。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在这样既定的战略框架下，人们不禁猜想，到底怎样细化的延迟退休才能最大程度释放公平正义?

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建议，延迟退休应女先男后或女快男慢，用30年实现男女65岁同龄退休。郑功成分析认为，现行规定男性是60岁退休，延迟退休的空间并不大;而职业女性则被分成若干等级，从50岁到60岁退休不等。显然，女性延迟退休的空间要大于男性。

现行退休机制在退休年龄上女性大幅低于男性，无法体现男女之间的平等，对女性的人生发展形成抑制，存在制度性歧视的嫌疑，造成很多人的不满。而延迟退休采取女先男后或女快男慢的办法，无疑会是一次纠偏。

诚然，这样的方案较之已有的退休机制有一定的改善。但是，要想让退休制度真正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公平，就必须最大程度聚焦权益的“最大公约数”，这就要求此项制度彰显柔性。

近年来，不论是男女同龄退休的整体讨论，还是延迟退休的细节议题，都会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议之中。不仅在大的方向上有人反对、有人支持，就是在退休的具体时间点上，也争议不断，不同群体各执己见。一个最大的原因，就在于相关制度是“一刀切”，容易造成权利误伤。

事实上，有人想延迟退休，也有人想提前退休;很多女性为“男女同龄退休”欢呼，但也有女性更愿意提前退休。最尴尬的是，有些人年龄很大，想退却退不了。比如，最近被称为“唯一获准退休院士”的秦伯益老人就表示“厌烦了，我不愿意再被人家当花瓶了”。如今他终于获准退休，过上“游山玩水、高谈阔论”的晚年生活。然而，在他背后，仍有太多院士被“终身制”捆绑，想退也退不出。

在这个多元化时代，社会分工复杂，不同群体对于退休的诉求不同。这些诉求，体现在权利、福利、文化、情感等各个方面。这就要求，退休制度应该避免生硬僵化，需通过政策的柔性变化，来对一些特定的群体进行区分对待。比如，分析当前社会分工、人均寿命、教育年限、工作周期、劳动强度等不同情况，将这些内容置于当前养老制度保障的框架下，通过专业的计算方式，最终形成细致灵活的退休制度，体现制度的柔性与人文性，使相关制度真正指向公民权益的最大公约数。

也只有如此，延迟退休机制才不会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绑架，才能透露出更多的制度善意，释放出更多的公平正义，推动每一种人生实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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