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以前，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儿童人口是老人人口的十倍。如今，65岁以上人口与16岁以下人口数量相当。在英国，大约六分之一的人已经达到或超过65岁。这一比例在美国是八分之一，在日本是四分之一。

促使这一变化的是20世纪上半叶出生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以及最近几十年预期寿命的增加。很多人担心，未来几十年，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将拖累福利和社会保险体系，给公共预算带来压力。

尽管这些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但是，关于人口老化的讨论总是倾向于放大其规模、速度和影响。这些讨论在解读人口老龄化时犯了根本性错误。与个体不同，人口不遵循出生、变老、死亡的生命周期。此外，尽管人口年龄分布可能会改变，但随着寿命延长，年龄不再是衡量人口生产率的准确方法。

年龄由两方面组成：一个人活了多少年（对于个体和人口来说，这个指标容易衡量），以及一个人还能活多少年（对个体来说无从知晓，但对人口来说可以预测）。随着死亡率下降，各年龄段的剩余预期寿命（RLE）都在上升。这一现象很重要，因为许多行为和态度与RLE的关联度可能超过了与年龄的关联度。

人口老化的标准指标是高龄依赖比（old－age dependency ratio，OADR），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者的人数与工作年龄成年人数量的比值。但这一指标不能区分尚在工作年龄的人和实际工作的人，而是把所有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者全部视为“依赖者”。

事实上，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已经打破了年龄和依赖性之间的关系。年轻人受教育年份越来越长，而许多大龄工人早早退休，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的个人储蓄。在英国，工作年龄依赖者（不从事受薪工作）的人数为950万，数量超过了年龄比法定退休年龄大的不工作者。

此外，OADR还忽视了一点，即随着时间推移，预期寿命的增加让同一年龄的人变得年轻了。1950年，65岁的英国女性平均还有14年的预期寿命，如今则是21年（男性则分别为12年和18年）。

其他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也发生了类似转变，其中日本的预期寿命增加最多。一些东欧国家在这方面进展落后，如俄罗斯人的预期寿命自1950年以来基本没有变化。

判断人口老龄化影响有一个更好的指标，就是实际高龄依赖比（real elderly dependency ratio，REDR），即RLE不超过15年的总人口与实际就业人口数（不论年龄）之比。该指标考虑了死亡率变化的实际影响，“高龄”的定义随着人类健康状况的改善而改变。

最近几十年，发达国家的OADR有所上升，而REDR有所下降。但是，REDR已趋于稳定，并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逐渐上升。在德国和意大利， REDR二十年来基本没有变化，这是因为两国的就业增长率和出生率比其他发达国家要低。

移民增加了很多国家的工作比率，从而拉低了REDR。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增加也有助于拉低REDR。50年前，大部分女性在结婚或生育后不再工作，如今，她们从事受薪工作的年限大大增加。

当然，无法支持这一趋势将带来相反的效果，日本就是如此。日本既反对移民，也没有改善性别平等状况，结果REDR迅速上升。印度的REDR也因为女性就业率低迷而增加，但增加幅度较小。俄罗斯也经历了REDR的大增，原因是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经济混乱。但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的REDR都相对较低。

简而言之，REDR勾勒出一幅与OADR大相径庭的图景，在政策方面至少有三大影响。首先，人口老化不能作为削减福利和改革退休制度的借口。毕竟，这一现象已经延续了一个多世纪，从某些方面看，其社会和经济影响在近几十年中有所减弱。

此外，REDR表明，医疗和社会服务需求的增加，并不是一部分人口年龄增长导致的。事实上，由于肥胖率增加等因素，年轻人的健康状况比年长者更糟糕。因此，医疗体系应对寿命延长的能力，取决于疾病和RLE之间关系的变化。

第三个影响与高等教育有关。拥有大学学位的年长者通常寿命较长。如果高等教育在增加寿命方面的效果持续，那么随着更年轻、规模更庞大、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变老，人口老化将进一步加快。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我们需要更细致地理解人口老化的真正含义。在这一点上，理解 REDR指标至关重要。